我的禽兽生涯
那个夏天我是在火车上度过的。从黄山到庐山。从雁荡山到武夷山。从长白山天池到坝上草原。从敦煌到天山。这都是我和乔蕾约好要一起去的地方。
我学会了吸烟。我学会了酗酒。可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忘掉她。
我到达石家庄的时候,在一个中午给家里打了电话。我知道他一般不在家吃午饭的,这个时候应该是母亲一个人在家。却不料正是他接的电话。我和他都握着话筒沉默着。过了一会,他说:“你妈在做饭呢。我喊她听电话。”
母亲的声音永远那么慈祥。大概有两个月没有听见她的声音了吧?
正当我抑制不住眼泪的时候,母亲在话筒那边先哭了:“钧儿,你真打算不要我们了吗?”
母亲哭着说:“现在我们每顿饭桌上都摆三双筷子。”
我说:“妈。现在他经常回家陪你吃饭啊?”
母亲停顿了一下哭泣,慢慢的轻声说:“你爸最近病了,一直不上班的。”
我赶紧问:“什么病?厉害不厉害啊?”
母亲的声音更低了,低到我几乎听不见的程度:“叶子她爸领着人鼓捣你爸。你爸现在停职在家呢。现在机械局纪委的工作组还在厂里没撤走呢。”
我吃惊的啊了一声:“我爸他没事吧?”
母亲说:“没事。他现在有空就去你的影楼。已经给你收拾好了。你回不回来啊?”
我哭着说:“我现在就回家。你和爸今晚给我留着门啊。”
我的影楼还是老样子。开门营业那天我不顾父亲的拦阻,执意要放一长串鞭炮来去去晦气。
这时候,父亲的结论也出来了。结论是:党内警告处分。调离领导岗位工作,到工业机械局下属的另外一家小企业当工会主席。做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有两个:一是厂内的招待费严重超标。我爸苦笑着说,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光接待机械工业局就能接待到十拨上,能不超标吗?另一个原因是滥用职权,在自己的孩子开的影楼里冲洗照片。
说到第二个原因,我的火腾的上来了:“我找他们去。他姓叶的应该最清楚这件事情了。再说我还有证人,这都是乔蕾经受办的。”
母亲拦住了我:“那个姓乔的现在是厂办主任了。鼓捣你爸最起劲的就是她。”
我颓然的坐了下来,椅子被我压的东倒西歪,我也摔在了地上。
我后来还是去找过乔蕾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见了她该说些什么,或者要求她帮助我证明什么。我在厂门口看见她从轿车上走下来。看见我,她楞了楞,忽然又转身上了车离开了厂子。我不知道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看没看我。车窗贴着黑膜,我看不清楚她。
我又在厂门口站了一会,然后也走了。
秋天的风带来了成熟和收获。国庆节前的这一段也是我生意的黄金季节。
父亲现在休长期病假,基本上不去上班了,每天陪着母亲去买买菜,偶尔也过来看看忙忙碌碌的我。在他的建议下,我又雇了两个员工。两个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。我选中她们不是因为她们都有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,是因为她俩都胖乎乎的。我从来对胖的异性免疫。我对父亲笑着说:“她俩来了以后,那些拍婚纱照的新娘都会产生幸福的自信感。”
不管忙碌到多晚,我都会回家陪父母亲一起吃晚饭。
实在要通宵熬夜了,父母亲也会把饭送过来,当面看我吃下去才走。
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幸福。
日子如果继续这样荡漾下去的话,我想时间会让我忘掉很多我应该忘掉的事情。
说实话,我真不记得自己上一次申报缴税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了。因此,当地税局的稽查人员进门的时候,我的头立刻大了起来。税务登记证是好不容易从桌子底下找出来的。我这三年的帐本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。不是丢了,是压根就没存在过。
来的四名同志,脸上都挂着国徽般的尊严,对我的敬茶、递烟理都不理。
最后进门的那位女同志显然是他们的头。我递过去的香烟被她淡淡的拒绝以后,我才发觉自己真是昏了头了。
此后的几天里,我奔波在影楼和地税局之间。他们给我下达各类的整改、处罚通知。我除了搞明白那个女同志姓严,是市区一科的科长之外,我还搞明白了一点:那就是我要补缴和接受处罚大约20万元。也就是说我这三年的起早贪黑全为国家做贡献了。我问一个知情的朋友,这件事情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,也就是我赖着不交或者少交一点点。
他轻描淡写的对我说:“后果就是立案,移交司法机关。你可能蹲几年牢。但还是避免不了把钱缴齐。”
我狂晕。
他们都是国家的好税官,对我这个小个体户一再请他们吃饭的表示毫不领情。对我行贿的暗示更是大为恼火,拍着桌子让我端正思想态度。
一个胖乎乎的年轻税官挖苦我说:“看你年龄不大,脑子里装的乱七八糟倒不少。你现在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,老老实实的认识自己的错误。完完全全的接受我们对你的挽救。”后来我知道,这个胖税官是他们税务系统一个有名的“诗人”,曾经给辖区内的一个美容院女老板写过100多首情诗。
在“诗人”的帮助下,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。父亲也出面找了一些他的老关系来疏通。税官们终于在周末晚上接受了我的邀请,一起吃顿便饭。
主持饭局的是父亲的一个老朋友,国税局一个年龄不小了的副局长。那时候国税局、地税局刚刚分家,彼此都很熟悉。我在饭桌上的任务就是指挥服务员上这种烟酒,上哪些国家保护动物的尸体,然后是不停的敬酒、喝酒,跑到厕所里吐酒。



